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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34)孟昭信家經濟狀況2020-8-3 11:31:59

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34)
*三章    我家的身世
*四節  孟昭信家解放前的經濟狀況


孟昭信(1877——1942)是子承父業,還是以文字繪畫為主要掙錢手段,F在我家的一件祖傳家具——老式墻柜上寫的“黃金萬兩”的連體字,據說就是孟昭信寫的,看來書法功夫是不錯的;孟昭信除了繪畫、裱畫、寫對聯外,還擅長寫寫算算,每年都會有幾個月為縣政府到過去的旗地去“起租”。過去北京的八旗貴族在薊縣有大量的土地租給佃戶耕種(注1),辛亥革命后,旗地被政府沒收,分給佃戶繼續耕種,并由政府收取一定的租稅。每年秋后,縣政府都需雇傭能寫會算的文化人下鄉收取租稅,俗稱“起租”。我估計在民國初期軍閥混戰年代,欣賞收藏字畫的人少了,修建樓堂廟殿的油漆彩繪工作也少了,油匠畫匠失業了,所以孟昭信才改為從事臨時“賬房先生”的工作了。
孟昭信大約是1902年結婚,娶比自己小五歲的本縣別山鎮小屯村賈家女兒為妻,1909年生長子孟憲成,1914年生次子孟憲增,1917年生大女兒孟憲晨(1932年出嫁),1920年生三子孟憲奎,1925年生小女兒孟憲春(1940年出嫁)。
1923年,孟憲成(15虛歲)結婚,娶比自己大四歲的薊縣東趙各莊鄉新河口村繩家女兒為妻,1925年生長子孟慶云,1928年生次子孟慶華,1929年生女兒孟淑珍(1944年出嫁)。不幸的是1929年冬季,才21虛歲的孟憲成因被人引誘參加賭博欠了賭債,也就是在賭場借的“高利貸”,無力償還(當時家中無存款,除非出賣房屋土地,否則無法還債)。外邊債主討債,家里又受父親孟昭信嚴責和母親、妻子的埋怨,精神崩潰,在自家園田里投井自殺。孟昭信到縣政府去控告高利貸主“逼死人命”,縣長說孟憲成已是成年人“咎由自取”,結果人死債爛,“高利貸”的主人不再糾纏,孟家也以此為戒,孟憲增、及“慶”字輩哥四個無一人會賭(打麻將擲骰子)。
孟憲增也是十七八歲結婚,娶城南山下屯村趙家女為妻,1933年生長子孟慶余,1938年生次子孟慶宇。
孟憲奎在薊縣讀完了小學,1935年孟憲奎去北京的中學讀書(當時薊縣沒有中學),七七事變后參加當時的抗日政府軍(宋哲元部隊),后又隨軍南下。1939年山東、河北一代發生水災,一個山東來的逃荒人家把自己十幾歲女兒白送給孟昭信收養,做兒子孟憲奎的童養媳。幾年后,孟憲奎隨隊伍轉到重慶時,托人給家中帶來一封信,告訴家里自己隨部隊轉戰到湖南時已經結婚,妻子是南方人。還寄來身穿軍官服,頭戴大檐帽的單人半身照片(我小時候在曾祖母屋里見過),可能還有夫妻合影(合影我沒見到)。這樣孟昭信夫婦就把孟憲奎的未婚妻當做女兒來養著,后來嫁了出去。遺憾的是,自從孟憲奎從重慶托人捎來那封信以后,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,再也沒有與薊縣的親屬有過任何聯系。有的猜測孟憲奎早已在抗戰中陣亡,還有的猜測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去了臺灣,總之渺無音訊。我想孟憲奎應該是在抗戰中犧牲了,如果去了臺灣的話,他本人或者他的后代早就該和薊縣老家的親屬有了聯系了。
1939年,孟慶云(15虛歲)結婚,娶城南王莊子村劉家16歲女兒(解放后取名劉鳳霞1924——1977)為妻。這年河北、山東一帶發大水,從山東去東北逃荒討飯的災民很多,孟昭信花三塊大洋錢(銀元)從災民中買了一個十二三歲小女孩,準備給孟憲奎做妻子,也就是童養媳。直到1942年孟昭信病故前,全家十多口人都在一起生活。
一、土地狀況:
起初有上輩人傳下來的在城南馬圈頭的一畝多旱地,這塊地應該是“伙的”,也有孟昭義一家的份額,孟昭信的父母和弟媳(孟昭義去天津謀生前在薊縣娶的妻子,早亡)的墳墓都在馬圈頭的地里。
那時買土地也容易,孟昭信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,就用掙得錢逐漸置買了十幾畝土地。包括自己家后院的園田三畝三分,在城南季莊買水田四畝,城西北何家墳(津圍公路西側,現在的水利工程公司對過)旱地一畝三分,大坨子(現在的三八水庫里)十畝多旱地,七里峰有旱地二畝五分.
那時家里雖然有20畝左右的土地,但是沒有牲畜,勞動力也少,離家較遠的土地——包括水田稲地,都是和附近村的人家種“分收”的!胺质铡本褪瞧綍r由養牲畜的人家負責耕種,到收秋時孟家去人和對方一起收割,秸稈和糧食(玉米棒、谷穗、稻穗,麥穗等果實)各要一半。城西北何家墳和大坨子的十多畝和自家后院的園田自己耕種。耕地時需要“雇套”——就是臨時雇用別人用牛拉犁耕地。那時家里有牲畜的農民,除了耕自家土地外,還趕著牲畜,扛著“犁”、“耙”給別人耕地種地,俗稱“賣套”。沒有牲畜的農戶可以花錢“雇套”。
由于那時沒有科學種田,糧食產量很低,每畝地只收一二百斤糧食。那時的本地水稻的稻粒是扁的,中間還像麥粒似的有一條溝。一個稻穗上只長十幾個;蛘邘讉粒,一畝地就長一百多斤。1943年,偽縣政府推行由高麗引進的水稻品種,稻粒是圓的,一個穗上長幾十個稻粒,畝產達到四五百斤。但是麥子和玉米的產量還是不高,風調雨順的好年景,根據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,一畝地可收獲一百五六十斤或二百多斤,遇到水、旱、蝗(蟲)災,收成大減,有時連種子都收不回來,甚至顆粒無收(1964年學大寨運動中,華北地區的奮斗目標是:過黃河——畝產四百斤;過淮河——畝產六百斤;跨長江——畝產八百斤,由此可見解放前華北地區的糧食產量是很低的)。孟家自己耕種的城外西北角何家墳和大坨子的土地,都是丘陵地勢,不能種麥子,只能種植谷子、玉米、高粱豆子等粗糧,十二畝地至多可收獲二千斤糧食。
七里峰、馬圈頭的四畝旱地(平原地勢)和季莊的四畝三分稻地(水田),是和鄰近村的農戶“種分收”的,旱地至多可以分得一百五十斤小麥和二百多斤粗糧,水田至多可分三百多斤稻谷。
這樣估算,二十多畝土地所收獲的糧食充其量不過二千七八百斤(其中細糧四百五十斤),而且種“分收”的土地雖然只分獲一半糧食,卻要交全部的公糧(按照土地畝數交公糧,不同年份數量不一),扣除交公糧,剩下的不過二千四五百斤或是兩千多斤。當時全家十多口人,所以雖然有這么多的土地,打的糧食還是不夠吃的。還需要有市場上糴糧食吃。好在還有三畝園田,蔬菜是自給有余的。家中除了小孩子外,都不吃閑飯。那年代十四五歲就娶媳婦算成年人了,也都參加勞動了。婦女也要參加勞動,平時主要是在自家后院經營園田,收秋時也要到城外地里去干活。成年男子——孟憲增和孟慶云,除了到自家地里干活(春季要種幾天地,夏季要除幾天草,秋季要收幾天莊稼)外,平時就去工夫市找活干,去打零工(注2),俗稱“做工夫”(注3)或者上山打柴(注4)。這時的孟憲增、孟慶云,以及后來的孟慶余、孟慶宇都是從小就在家里干農活、上山割柴和打零工的。
二、房屋狀況:
舊社會,薊州城里除了政府機關、寺廟、學堂、較大的商家店鋪、少數大財主家住的是大瓦房(注5)以外,普通老百姓家多數住的都是茅草房。茅草房也分高中低檔次,頂好的是用山上的黃麥草莖“拍的”,其次是用水稻草莖“打碼蹬”,省錢的是“倒插茅”。一直到1963年之前,城內還有許多茅草房,從1964年農業學大寨開始后,直到1978年之間,城里的草房才逐漸消失了。那年代不論是大瓦房還是小草房,都是中間高(房脊)兩側低(前后房檐)的尖頂房。那時所謂的“平房”是指用油氈、白灰、水泥、粘土、或者爐灰焦渣混合白灰的“焦子灰”封頂的平頂房。不象現在這樣,把樓房以外的單一層的居民住房,不論是尖頂還是平頂,統統稱為“平房”。
我家遠祖來薊州后,一直居住在西南隅林家胡同。林家胡同是一條與南大街和四眼井胡同平行的南北走向的中型胡同,1959年被擴建到當時的縣醫院(現在的中醫院)院內。它的南口在現在的工業局南邊直通白塔寺那趟街,現在的居民樓部位。北口在現在的中醫院與梅花樓之間那趟街上。
孟繼清和孟廣福、孟廣祿都住在林家胡同路東中段一個院子,院里有三間正房(用黃麥草拍的)和三間東廂房(倒插茅),都是茅草房。西南角是朝西開的院門。孟廣福的兒子孟昭信和孟昭義也都住在這個院子。后來孟昭義去天津唱大鼓書,妻子還住在這院東廂房。不多幾年孟昭義的妻子就病故了,孟昭義又在天津重新娶妻生子安家立業。留下的三間東廂房無人管理,后來就倒塌了。
隨著孟昭信成家立業和人口增加,孟昭信又在對門也就是林家胡同路西中段花三百七十塊大洋錢(銀元)置買了房屋和園田(三畝三分),這就是孟家西院。孟家西院有三層倒插茅的茅草房,都是三間一座的廂房。一層臨街的東廂房由孟昭信夫婦居住,西邊靠南半邊的一層西廂房由孟憲增夫婦孩子居住,中間靠北半部一層西廂房是為孟憲奎結婚準備的。
1938年冀東抗日大暴動失敗之后,日本兵進駐薊縣城。日本憲兵隊部駐扎在“新張家”(也就是現在的中醫院東半部),把與之一墻之隔的孟家東院征用作為戰馬飼養處。原來在東院正房居住的孟憲成遺孀繩氏和長子孟慶云夫妻、次子孟慶華又搬到西院留給孟憲奎那層西廂房內居住。
三、生活狀況:簡單說孟昭信一家十多口人,住的是茅草房,睡的是土坯炕,做飯用大鐵鍋,燒柴草。冬天取暖用火盆,就是用黃膠泥做的盆子,里邊放些玉米骨頭,上面蓋一層從灶膛里扒出來的玉米秸子火炭,慢慢地引燃玉米骨。人們圍坐在火盆邊上,伸出手去烤火。那時的紙窗戶保溫差,冬天臥室內的洗臉盆中水會結一層薄冰,廚房里的水缸,盡管外面要用稻草圍了一圈保溫層,水面上還是要結一層不太厚的冰。平時穿的都是粗布衣服,布襪子布鞋,而且是新三年、舊三年、縫縫補補又三年。從吃的看則是粗糧糠菜為日常生活,大米白面逢年過節才吃。春秋夏季,一日三餐兩稀一干(早、晚只吃稀粥,中午才吃米飯、餅子等干的)。冬季“天短”,婦女孩子在家呆著,一日兩餐,以稀為主以干為輔(上午九點鐘吃一頓,熬稀粥、泡白薯、咸菜條,下午四點鐘吃一頓,還是熬粥或豆面疙瘩湯、干的是白薯或者玉米、高粱、白薯干面的餅子、咸菜條)。男人冬季扛著扁擔上山打柴,起大早出發很晚才回來,要帶“干糧”(白薯或者玉米面菜餡餅子)。
前面說過,孟昭信一大家子十多口人,雖有20畝左右土地,而且在馬圈頭、冀莊、七里峰村邊的旱田、稻地是和人家種分收,只得一半糧食,再除去交公糧,剩下的就不多了。如前面估算所收獲糧食至多二千四五百斤,其中細糧四百多斤。光靠自家地里生產的糧食,還是不夠吃的。那孟昭信病故前的1942年來說,當時全家12口人,包括:孟昭信夫妻二人,孟憲成遺孀孟繩氏(38虛歲)、長子孟慶云(18虛歲)及妻子孟劉氏(19虛歲)、次子孟慶華(15虛歲)、女兒孟淑珍(14虛歲),孟憲增(29虛歲)夫妻二人及長子孟慶余(10虛歲)、次子孟慶宇(5虛歲),孟憲奎的未婚妻(已改為養女,15——16歲)。以此算來,每年人均糧食二百斤,其中細糧二十斤。在1960——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,國家實行糧食低指標政策,我們村的糧食指標是每人每天八大兩(0.4公斤),每月24斤,每年288斤。1963年以后,我們薊縣的政策是余糧隊人均每年420斤(其中小麥占四分之一),自足隊380斤(小麥占四分之一),缺糧隊360斤。我們村是薊縣城里,地少人多,每年都吃購糧證,人均每年360斤。在1942年,孟昭信家的土地生產的糧食每年人均200斤,其中細糧只占十分之一。與解放后的三年低指標時期相比還要低得多,所以,土地改革中給我家定為貧農成分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1960——1962年,盡管全中國的舉國上下的人們,都處于忍饑挨餓的低指標時期,但是大多數貧下中農還是擁護共產黨,擁護毛主席,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可以說,在解放前孟昭信家的生活狀況,與解放后的計劃經濟時期相比,也是非常困苦的。因為城北的旱地不適合種小麥,只能種玉米和高粱、谷子、白薯(也稱甘薯、地瓜)等。只有和人家種分收的地里生產小麥和水稻,好年景可得一百多斤小麥,三百多斤稻谷。所以,家里細糧很少,只有過節才吃大米和白面,一年也就有數的那些天。習慣是:每年臘月二十三(俗稱小年)祭灶,吃糖瓜(核桃大圓球狀的水果糖),中午吃一頓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餡餃子;然后開始烝幾大鍋玉米面豆餡餑餑,(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)準備正月初六以前吃。臘月二十九(小月的二十八)中午,吃一頓白面素餡餃子;過春節那天中午,大米干飯粉條燉豬肉、再炒幾個菜;三十晚上吃餃子(白菜豬肉餡);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和初五的早晨,吃白面肉菜混合餡餃子,中午吃玉米面豆餡餑餑和剩餃子。正月十五元宵節,早晨吃餃子。出正月以后,還有三個大節日。即四月十五“過廟”(也稱廟會,和過節一樣休息一天吃頓“好飯”。但不同地區,廟會的日期不同,薊縣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過五名山廟,而馬伸橋是三月十八過龍山廟);五月初五端午節;八月十五中秋節。這三個大節日的中午,都要吃大米干飯,粉條燉肉,再炒點菜,但是沒有酒(據說我們這三大家中,“昭”字輩以上的幾代男人都沒有會喝酒的,其實是喝不起酒)。另外,每年還有八個小節日。即二月初二“龍抬頭”,要吃頓白面,或蒸饅頭或包餃子(富裕人家也吃肉)。還有農村講究“頭伏包子(饅頭或菜餡包子)二伏面(面條)三伏烙餅炒雞蛋”,“立春烙春餅,立夏煮雞蛋,立秋添秋膘,立冬抗嚴寒”。這七天的中午也是應該吃白面或者大米飯,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,窮人家炒點雞蛋,沒有肉。另外立冬這天,扛活的長工放假,財主家給長工“吃散伙”,粉條燉肉要管夠。這樣一算,普通人家每年在節日里吃大米白面的日子,只有十九天。吃粉條燉肉的日子,只有“過年”、“過廟”、“過五單五”(端午節)和“過八月十五”(中秋節)的四天中午飯。
除此以外,只有家中遇到兒子娶妻、女兒出嫁、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過生日,這些大喜事才全家吃米面蛋肉了。六十歲以下的人一般不過生日,小孩子過生日只是煮幾個雞蛋吃而已。有時家里來了客人,也只是為客人做點大米或者白面的主食,炒幾個雞蛋(家里養幾下蛋的母雞),沒有肉和酒,由孟昭信夫婦陪著客人吃。吃剩下的給小孩子吃點,其他人還是吃粗糧和素菜。
那年代北方細糧少,大多數人家,包括小地主和富農家庭,在平常的日子就是吃粗糧的。不僅老百姓常年吃粗糧,就是城里的偽軍——警備隊的大伙房也是以吃粗糧為主的,因為偽軍吃的和掙的都是本地收繳的公糧,大多也是粗糧。警備隊士兵的津貼不給現金,每人每月發120斤玉米。那時只有日本兵吃的是大米,但是都是從日本或者高麗(朝鮮和韓國)運來的圓粒大米,不是本地的稻米。所以,那年代老百姓吃粗糧是很正常的。
提起吃粗糧,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認為是好事,因為現在市場上是玉米渣、玉米面比大米白面價格高,烤白薯和玉米面菜餡餅子比白面饅頭、肉餡包子價格高(所以我才用“天翻地覆”來形容)。過去窮人吃粗糧可不是現在這味道的,F在街上賣的玉米面菜餡餅子使用和白面同樣細的玉米面摻白面做皮,菜餡里雖然沒有肉,但是油不少,而且是用油煎熟的,當然好吃。過去的玉米面菜餡餅子,使用粗玉米面(細面出面率低,吃不起)摻榆樹皮做的。玉米面本身粘性小,人們就從榆樹上剝下嫩皮(不是外面黑色表皮,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纖維部分)曬干后,用碾子軋成面,與玉米面或高粱面摻在一起包菜餡餅子,做餡用的菜多是季節性的“大路菜”(白菜、菠菜等高產菜)或者野菜,基本上沒有油和五味十三香等調料,只有咸味沒有香味。這樣粗糙清淡的菜餡餅子,與現在街上賣的相比,可是不容易咽下去的。過去人們常說“吃草根啃樹皮”,草根是指“地梨”和“燕束苗”樹皮就是榆樹皮了。白薯雖然有甜味,吃多了卻口酸,還反胃漲肚,愛放屁。大便痛快好消化,時間不大就餓了。尤其是白薯干面,不論做面條還是蒸窩頭,怎么吃都是甜的,也不適合咱們北方人的胃口。
如果是脫去麩皮的凈米凈糧的話,倒也不難吃,但是窮人家不可能全年都吃凈米凈糧。有許多時候吃的是高粱面和谷子面,不是高粱、谷子碾成米后再磨成的高粱米面和小米面,而是帶糠皮的混合面。這種面子,嚼在嘴里沙沙的墊牙,很難咽下去。(1961年低指標時我也吃過,但長輩們說舊社會常吃這個)再有就是以瓜菜代飯了,因家里有園田,多吃瓜菜也省糧食?傊匀馐呛苌俚,從來就沒吃過肉丸餃子。
日偽時期,因為孟昭信家東院被日本隊部征用,孟家西院與日本隊部的后門臨近,就把日本隊部的廚房的泔水,也就是刷鍋、刷碗的臟水,白送給孟家了。因為過去各家的泔水都舍不得扔掉,都用來喂雞或者喂豬,縣城里機關廚房的泔水也都被附近的老百姓無償挑走。那時日本隊部中午、晚上長期吃大米飯,每頓飯菜里都有肉。吃剩下的米飯和菜肉全倒進泔水桶,孟憲增以要泔水喂豬為名義,把泔水挑回家。到家里后,婦女們就把泔水里的米飯和肉塊撈出來,剩下的泔水才喂豬。撈出來的米飯和肉塊清洗一遍晾干后,大米飯摻些小米做飯混著吃,肉塊加些菜再做一遍,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。1945年,偽縣長李午階組織13——65歲的男子到城墻上挖戰壕時,13虛歲的孟慶余也去干活。在那里,他認識了李午階的一個勤務兵——也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。在休息時,這個勤務兵拿出一個烙餅給孟慶余吃了,他簡直像過年一樣高興。這么一件小事,卻讓孟慶余永生難忘,現在仍然記憶猶新,可見那時窮人家吃到白面是多么不容易。
現在的年輕人別以為這是個別現象,當時孟昭信家在城里居住,打工掙錢的機會比較多。因為過去是按照土地的多少來繳納公糧和攤派義務工的,修城墻、建炮樓、挖壕溝、架電線桿等都是“義務工”(俗稱派夫、出官工)。城里的財主、店鋪老板土地多,攤派的義務工也多,自己家又沒人去干,只好雇人去干。孟家地少,攤派的義務工也少,男人們就可以去“打工”掙錢了。雖然自家的土地產的糧食不夠吃,還可以花錢從市場上買些糧食,所以,家里沒有出現過“吃了上頓沒下頓”,“有今天吃的沒明天吃的”現象,更沒有遇到過莊稼顆粒無收,逃荒討飯的年景。因多數土地在高處,怕旱不怕澇,過去是發大水的年景多,大旱年景少。所以,在那年代孟昭信家的這種生活水平,也屬當時的“小康之家”了。那些居住在農村,以自家土地為生的人家,遇到水災旱災,或是產量驟減或是顆粒不收,就要靠逃荒討飯為生,那年代在討飯途中凍餓而死的窮人多得很。那時街頭路邊經常出現逃荒討飯人無名尸體,俗稱的“死倒兒”,倒在哪家門口,就有哪家負責埋在“亂葬崗子”。死在大路上的,由地方保甲長派人掩埋。(難怪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,盡管生活艱難,吃不飽肚子,許多貧下中農還是對共產黨、毛主席感恩戴德。因為在舊社會,遇到災年逃荒討飯凍餓而死的會更多。即使在這三年困年時期,雖然每天的糧食定量較低,但是他們吃白面的天數,也比解放前自家種地無災無害時吃白面的天數多。那時夏季分90天的口糧都是小麥,秋季分270天的口糧,除去有稻地村可分一部分稻谷外,其余都是粗糧。我村地少,夏季只分40多天的小麥,另外國家糧庫供應一部分大麥和粗糧。對于占社會多數的貧下中農來說,解放前的生活比解放后要困苦得多,所以,毛主席和共產黨才得到了大家的擁護。)
1942年初,孟昭信把15虛歲的二孫子孟慶華送到西大街楊家鐵匠鋪(注6)去當學徒。學徒期限是三年,管吃管住不給工資,不給假日,三年以里不許回家(連春節也不許回家,但家屬可以去探望)。說學手藝,其實前兩年就是給師傅家當傭人,干那些擔水劈柴、做飯燒火、刷筷子洗碗、看孩子、倒尿痛等零活。到*三年才到爐上學打鐵的技術。盡管孟慶華在三年學徒期間不能給家里增加收入,但起碼少了一個吃飯的半頭小子,也算給家里減輕了負擔。
四、大家庭的解體
1942年冬,66歲的孟昭信病故。在我們西南隅孟家這三大家“昭”字輩以上的三代人中,孟昭信算是壽命長的了。過去有句“人過七十古來稀”的老話,能活到六十歲也不簡單了,三大家中“繼”字輩和“廣”字輩都沒有超過六十歲的。孟昭信離世后,維持全家生活的頂梁柱沒有了,祖孫三代一起生活的大家庭也解體了。
家產是按照孟憲成家(只有妻子繩氏和2個兒子,一個兒媳,1個女兒共五口人,但孟慶華不在家里吃。、孟憲增家(夫妻二人和2個兒子共4口人)、孟憲奎家(認為在外地)三份分的,一共三層草房,都是三間的廂房,每家一層。旱地、水田、園田,都按照三份分的。孟憲奎這份由母親賈氏(我的曾祖母)代管。賈氏名義上自己一人單過(分家不久,養女——孟憲奎的未婚妻被嫁出去),可實際上除種分收的土地外,家里的園田和附近地里的莊稼活,都是由次子孟憲增和長孫孟慶云來干的。
分家后孟憲成遺孀繩氏家里五口人,1844年女兒孟淑珍出嫁到城東倉上屯村尹家,家里實際只剩3口人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,共產黨八路軍接管了薊縣城,在各村建立人民政權,孟慶云參加了共產黨,在村當干部(治安員兼任民兵隊長、青年團支部書記)。把被日本兵隊占用的東院要回來了,因為東院是分家時的房產之外的共有財產,孟慶云就給祖母賈氏點錢作為分家的補償,這個院子就歸繩氏和兒子們居住。因為這時孟慶華已經18虛歲,并且三年學徒期滿,開始掙點錢(每月三塊大洋),也該娶媳婦了,西院原來居住的那三間西廂房已經不夠用了。對賈氏來講,三兒子孟憲奎在日本投降后還無音信,已經不抱多大希望了。當時家里有四個孫子四層房,將來也夠用了,給大兒子這門兩層房也不為過。這時孟憲增賣了幾畝地當路費,夫妻二人和薊縣的幾個同伴去唐山打工,男人都下井挖煤。干了一個多月,孟憲增聽說下井挖煤有風險,就自己回家務農來了。本來孟憲增就因脾氣暴躁而經常打老婆,致使夫妻感情不合。妻子趙氏到唐山上班后,長了見識,自然不愿意再回薊縣,為此夫妻分手。那年代結婚離婚都不需政府干涉,換帖子(男女方家長互相交換寫著新郎、新娘生辰八字的庚帖)算訂婚,拜天地算結婚。有老人家長在的,把媳婦退回娘家算離婚,沒老人家長的夫妻二人一吵架,說聲“散伙’就算離婚了。后來孟憲增這門就是光棍爺仨過日子了。
1946年開始搞土地改革,西南隅這三戶老孟家都被劃為貧農成分。當時西南隅平分土地的標準是人均三畝,孟繩氏家那時四口人才五六畝地,屬于缺地戶,就在城南分了幾畝地。在土改中,有些大地主害怕挨斗爭,就跑到北京的國民黨統治區去了。
1946年9月下旬,國民黨傅作義部隊占領薊縣城和邦均、馬伸橋等較大村鎮,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和縣政府,縣長李維周。原來那些跑到北京的地主富農又回到縣城里來了,國民黨政府組織這些逃亡的地主富農進行“反攻倒算”。結果地主又把孟繩氏家分的幾畝地(我家種好麥子了)要了回去。孟慶云開始在村里當干部,后來又選調到馬伸橋二區的區政府任公安助理。國民黨軍隊占領薊縣城時,他一直在解放區工作,因當時薊縣沒有解放軍部隊,駐守縣城的國民黨部隊防范也不很嚴,他們有時也可以裝成老百姓(區干部 都是便裝)進城辦事,當然也可以順便回家了。但是沒有不透風的墻,孟慶云偷著回家的消息,還是被國民黨軍隊知道了,西南隅村的陳維州當時是國民黨的城關鎮政府“衛兵”,曾帶人到孟家去抓孟慶云,當時未抓到。就警告孟家的人說:孟慶云何時回家要去鎮政府報告,讓他去自首等等?砂衙侠K氏婆媳嚇壞了。
1947年6月13日,國民黨部隊向西撤退回北京,薊縣城又回到共產黨手里,又搞土地復查運動,分房子分土地。孟憲增去唐山打工前賣掉了幾畝土地,家里土地不多了,就在城南蔡莊子村外分了四畝半土地。孟繩氏被上次鬧“反攻倒算”嚇壞了,膽小,再分給土地說什么也不敢要了。白當貧農了,土地、房屋、地主的浮財(被褥、衣服、家具、車馬等,誰要給誰,誰敢要還得到政府的表揚),什么“勝利果實”也沒敢要,還是過原來的窮日子。
1947年20虛歲的孟慶華結婚,娶18虛歲的土樓村殷家女兒(解放后取名殷桂榮1931——2011)為妻。
土改后的孟繩氏家從勞動力上看,孟慶華在鐵匠鋪打工,每月可掙幾塊錢工資,可以做零花錢;孟慶云成為“脫產干部”(注7)后,家里的土地村里派人代耕(注8),收秋時村里也派人幫忙。加上兩個兒媳婦都是農家出身,干慣了莊稼活,這幾畝土地還是可以維持生活的。
1948年農歷二月孟慶云的長子降生了。幾個月后,1948年7月頑軍二次進攻薊縣城,薊縣城里又被國民黨軍孫殿英部隊占領了。共產黨的縣政府和區政府及城里各村的干部們,又躲到鄉下去了。有一天,國民黨兵到孟繩氏家搜查孟慶云時,把孟繩氏幾個月大的孫子抱過去,戲稱這孩子是“小八路”,當時可把孟繩氏和兒媳婦嚇壞了,恐怕他們把孩子摔死。幸好他們還是有人性的,只是出于對小孩的喜歡才抱起來戲耍的。等國民黨兵走了以后,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氣。
這次國民黨軍隊在薊縣城駐扎不到一個月時間(有人說是28天),跑到北京的地主富農也沒有跟回來“反攻倒算”。后來國民黨軍隊撤退了,薊縣城又回到共產黨手里。這年秋天,也就是農歷九月,孟慶華喜得貴子。家里多了一個孩子,變成三個婦女帶兩個小孩。
1948年秋后,縣城里開始推行《土地法大綱》,繼續分房子分土地。這時已是平津戰役前夕,孟慶云被調到通縣專署公安處工作,準備隨部隊接收北京,離家較遠。孟繩氏被兩次國民黨反攻薊縣城嚇壞了,也可能是家沒有勞動力,同時又不缺房子住的緣故,孟家還是沒有敢要什么“勝利果實” (當時許多老百姓都不清楚解放戰爭的大形勢,都不敢要),繼續住自家的茅草房,耕種自家的幾畝地。
孟憲增家在頭次土改中分得的幾畝地一直自己耕種,二次土改中也沒敢要別的“勝利果實”。
解放后,孟昭信遺孀孟賈氏對三兒子孟憲奎徹底失望了,她一個人還是住在那層東廂房里,耕種著那幾畝地過日子。
孟昭信置買的家產分成三股,由孟賈氏母子、祖孫三代人繼承下來,一直維持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。


注1:據《薊縣志》記載,滿清時期,薊縣境內共有“旗地”91.22萬畝,占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五點六,共有“民地”15.39萬畝,占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點四。辛亥革命后,國家廢除了“旗地”制度,佃戶租種的“旗地”變成自己的“民地”,把向土地主人交租,改為向政府繳納租稅。


注2:打零工——主要是在農忙時給地主富農家干農活,因為地主富農家土地很多,雖然有長工(那時俗稱扛活的),也只是負責日常的農活,到農忙時還是要雇用許多短工的。另外,城里的一些工商店鋪也需要隨時雇傭干零活的人,還有當時的政府機關、駐軍、學校等單位也要隨時雇傭干零活的勤雜工。
注3:做工夫——就是打零工,做零散的勞務活。那時在城里就有勞務市場,俗稱為“工夫市”。把雇主到工夫市上雇傭臨時工的行為稱為“叫工夫”,而那些打零工的行為稱為“作工夫”。(薊縣城里的“工夫市”一直到農業合作化才消失。)
注4:上山打柴——過去人們把山上自然生長的草本和木本植物統稱柴禾。打柴既包括用鐮刀割茅草(主要是黃麥草和白草芽子)和小灌木(荊樹枝子),也包括用斧子砍較大的樹干、樹枝叉和用小鎬頭刨樹根。城里的農民在農閑時上山打柴,除自家用外,還要到集市上去賣,或者直接給機關單位和鋪家(工商業店鋪)去送。那年代不管是政府機關,還是當地駐軍包括日本隊部,以及大財主家和平時做買賣的小商販們家里都要買柴燒火做飯的。那時闊人家(包括公家伙房)做飯講燒劈柴(劈開的木頭塊),窮人家做飯燒茅柴(茅草)。那年代山上自然生長的樹木和荒草很多,上山打柴是既砍木柴又割茅草,F在看來這是一種破壞生態平衡的行為,但過去窮人們靠山吃山的一種謀生手段。
注5、在1965年以前,所謂的大瓦房就是現在的小瓦房,是那種用粘土燒制的青磚和青色弧形陶瓦蓋起來的房子。因為那年代比較富裕的人家蓋的瓦房,比窮人家的茅草房寬敞高大,所以人們稱其為“大瓦房”,而對茅草屋則稱為“小草房”。后來,有了水泥塑造及后來用紫砂土燒制的平面大瓦(從在房上遮雨面積看,一塊水泥瓦或者紫砂瓦相當6——8快弧形陶瓦),人們就把過去那種弧形陶瓦稱為“小瓦”,而把水泥瓦和紫砂瓦叫做“大瓦”了。
注6、位于現在西大街路北的古街商城處,當時就是三間門市的小作坊,楊家鐵匠爐主要是手工鍛造菜刀、杓、鏟子、馬掌等物。楊家的西鄰是吳家羅圈鋪,手工制作篩面用的各種馬尾羅和鐵絲羅。吳家的西邊是北四眼井胡同。公私合營后這里都改為楊家和吳家自己的普通住宅。改革開放后,西大街改建古文化街,居民們都搬遷了。
注7、因為解放以前沒有隨工作變化遷移戶口的制度,為共產黨干工作的人,就有了脫產與不脫產的區別。脫產干部泛指那些脫離原來的生產單位——農村或者工廠,專門在共產黨所建立的鄉級以上地方行政部門工作的人員(不包括共產黨軍隊中的人員)。不脫產是指那些在城市的工廠、街道里的工人、商人、或者農村農民中秘密或者公開為共產黨工作的民兵、婦救會員、黨團員和村干部。
注8、從共產黨建立到1952年實行工資制以前,共產黨對那些脫離原來的生產單位,專門從事革命工作的軍人和行政管理人員,實行供給制,只負責本人的吃穿住行,沒有可以撫養家屬的工資。在解放區對那些因脫產參加革命工作造成缺少勞動力的家庭,村里給予適當照顧,代耕就是由村里派義務工為脫產干部、軍屬家耕種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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